改革開放30年最大的成就，是擺脫了“短缺經濟”的重軛，而其他很多方面沒有取得相應成就，這與中國自上而下、政治考慮大於經濟考慮的發展體制、發展模式相關。由於缺乏良好的制度化環境，反思難以及時進入主流，適時的調整、更全面的發展姍姍來遲。170年來，中國最根本的變化就是進入全球化。中國的制度化將取決於更廣更深地進入全球化，而用憲法和法律來保障公民創造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應成為中國上下努力營造的最基本的制度化條件。

一、未制度化之因：對自上而下強政治體制的反思
國際社會對大陸改革開放30年，既有非常積極的評論，也有非常負面的評論；既有稱贊經濟成就的，也有批評政治、法律嚴重滯後的；既有評論大陸的環境非常糟糕，也有評論大陸的道德文化狀況非常令人擔憂的。總之，什麼樣的評論都有。所以，不要以為國內的《大參考》、《小參考》和國內的一些報刊上翻譯的國際評論就能代表國際社會的全部了，我們要看到，他們在翻譯的時候是有選擇性的，並不是全面的翻譯。因此，如果你想要知道國際社會對大陸真實的、全面的評價，你自己就必須要有很好的外文，並且要經常去了解，而不是偶爾去看一下。

通常，國際社會中搞發展經濟學的人對大陸的評價最好，因為跟那些背景差不多的窮國相比，大陸在過去30年確實在經濟方面取得了實實在在的、不可抹煞的成就。同時，也不要否認大陸在取得經濟成就的同時，在其他很多方面並沒有取得相應的成就。國際上的學者對此是有不同評價的，這個跟他是做經濟學研究的，還是做法學研究的，是做政治學研究的，還是做社會學研究的，是做文化研究的，還是做道德、哲學研究的，大有關係。往往學科背景不同評價也會不同，因為每個學科都有自己重視的問題，每個學科的學者也都有自己的盲區。如果你去問一個政治學家，或者問一個文學批評家，或者問一個電影批評家，或者問一個研究道德問題的人，那麼，他對大陸過去30年的評價極可能非常不同於發展經濟學家。

同樣，經濟領域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系統，也不是說國際輿論對大陸經濟的每個方面都是那麼正面的評價，得到國際正面評價最多的是大陸脫貧這方面，因為30年前大陸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十年文革結束時，大陸的國民經濟基本處於崩潰的邊緣——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就把幾億人從貧困線上拉出來了，這自然會受到很高的評價。至於脫貧以外的其他經濟領域，國外的評價就很不一樣了，比如經濟中非常重要的金融系統，負面評價就比較多，事實也是大陸金融體制的發展和改革都要比扶貧滯後得多、差得多。

關於大陸經濟的發展模式，人們往往說這是一種“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發展模式。我認為，從嚴格的學術的角度講，這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發展模式，而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發展模式，即政治考慮大於經濟考慮。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如果是純粹經濟學的思路，許多事情就不會如現實這般處理。當然，這個政治經濟學的取向和目標是有其合理方面的——鄧小平等改革開放早期的一代領導人，他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大陸的動亂年代，既有外敵入侵造成的，也有大陸內戰造成的，還有1949年以後大陸自身的基礎政治造成的——在動亂時代成長的這一代大陸領導人，覺得大陸一天到晚在折騰，沒有好好坐下來搞經濟，因此大陸經濟的總體水平那樣差，經濟發展那樣的波動。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他們選擇把發展作為首要任務是很合理的，因為那時候你首先要吃飯嘛！你不發展實在講不下去。但是，如果我們的政治體制不是那樣的一種自上而下、不是那樣的強勢的話，那麼，把經濟發展看作是一切目標的重中之重並且始終不能動搖的這樣一種政治取向，就不會一直延續這麼久。也即當這個發展模式延續了十年十五年以後，人們可能就會開始爭論：在過去的十年十五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同時積累了很多問題，我們不能老這樣，我們要反思一下，我們是不是要糾偏，有些目標是不是要調整一下，從而增加一些新的政治目標？這樣做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大陸這樣的政治體制下，這樣的聲音進不了主流，至少是不能及時地為主流所吸納。相反，如果我們有一個制度化的途徑，就可能做到在起步不久的時候就能進行反思，從而比較快地進行調整——能夠更快地對出現的問題進行補救，把那些合適的問題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使得我們的發展會更全面一點、更綜合一點。

很遺憾，我們還不是這樣的制度化體制。而在非制度化下，達成共識很難，糾偏很難，及時糾偏更難。正是在這樣的思考層面，我把這些年大陸的發展模式稱為政治經濟學模式，而不是純粹的經濟發展模式。

二、為什麼要制度化？
對發展模式的反思，要有一些基本制度化的條件。一點兒毛病都沒有的制度，世界上從來沒有過，以後也不會有。一個制度好不好，或者比較不同的體制或者制度哪一種更優越，最根本的看什麼？就是看這種機制、這種體制、這種架構，能不能用較小的成本、較快的速度把社會改變得更好。如果沒有制度化，如果沒有好的制度，會怎樣？也許也能讓社會變得更好些，但這會花費更長的時間、付出更大的代價，甚至導致很多人掉頭。
設想， 如果大陸過去30年來不是像我前面所提的那種自上而下的強制型體制，也許我們對發展模式的反思在更早的時候就能開始了，由於那時的問題相對後來要小，因此政策調整和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就大。這樣做——調整而非轉向——總的方向不會變，大陸還是要發展經濟，但是這種發展就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支付更小的代價，讓更多的人得到好處，讓人和社會、人和自然之間的關係更加和諧、更加可持續。

再強調一下：在10年前、甚至15年以前，如果有更好更寬松的環境，比如在大陸社會裡有100個人在講反思——20個在北京，15個在上海，其他的人在其他的大中城市裡面——就極有可能慢慢地形成很多的共識，並將這種共識轉化為有效的行動。反思使人明鑒：一個好的制度，就是說它能夠以較小的成本、較快的速度來修改自己不好的地方，從而變得更好。

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在越來越多的領域、越來越大的範圍開始對我們這30年的發展模式進行反思，這雖然有些遲到，但總比再推遲10年20年好。我希望無論知識分子也好，政府的高中層官員也好，或者大陸的工商界也好，更不要說大陸的傳媒界，意識要清楚些，觀念要更開放一點，而不要把我們這回對以往發展模式的反思又變成像以前一樣：折騰了三個月，然後就冷淡了下來，好像問題沒有了似的，結果卻是輪回——再過四五十年後又反過頭來爭論相同的問題。為什麼有這樣的擔憂？你看看大陸過去，從1949年以後有很多爭論，但幾乎都是沒爭了一半時間就不讓爭論了，而不讓爭論下去也就不能深入下去，也就不能達成共識，也就沒有有效的調整，也就不能把調整行動變成一個穩固的體系。一句話，機會一旦喪失，時不再來，至少代價會更大。
制度化為什麼重要，制度化的意義在哪裡？對於發展中的問題，要說整個社會現在並不是沒有人腦子清楚，只不過現在這些清楚的聲音太單薄、太零散，沒有制度化。而若能做到制度化，就能夠讓少部分人的先進的觀念、先進的認識不會很快喪失掉，並且能夠比較快地變成更多人的共識、變成更多人的行動，然後保留下來。

三、進入全球化不是愚蠢，中國的愚蠢是制度化的愚蠢
全球化，就是在全球範圍之內使很多很多東西互相進行競爭。我講個不好聽的，中國在過去160年到170年中間最最根本的變化就是在進入全球化，只是以前全球化的規模遠沒有今天這麼大、速度也遠沒有今天這麼快。從1840年到現在，你能找出哪一個中國社會的重大變化不是進入全球化浪潮的結果?你能找到一個嗎？沒有全球化，中國婦女裹小腳、不能上學，是不是？沒有全球化，一個男人可以娶幾個老婆，多著呢！現在那些所謂的慷慨激昂的民族主義者在講話的時候，我就想問他：你身上有幾件東西是原來有的？你戴眼鏡了，中國原來有眼鏡嗎？你戴手錶了，中國原來有手錶嗎？中國原來有鋼鐵嗎？日常生活工作中你離不開的大件小件，有幾個是中國發明的？電腦？電話？手機？空調？冰箱？你發明試試看？你現在還用毛筆寫字嗎？你現在還穿袍子嗎？今天的中國社會有幾樣東西是原汁原味的傳統？哪裡有啊，我看不出來。

中國離得開全球化嗎？2008年大陸要辦奧運會，奧運就是全球化，全世界的運動員，用同樣一個標準、同樣一個方式來競爭，是不是？沒有這個全球化，就沒有北京奧運會，沒有北京奧運會，北京會是現在這樣啊？15年前我從美國回來以後，就發覺大陸最好的旅遊點和城市的路牌都不用英文，上面是漢字下面是拼音。我老講這句話：能看懂漢字要拼音幹嗎？看不懂漢字看拼音能認出來？Nothing!一點意義都沒有。盡管我提了那麼多年，但沒用。然而，這在今天至少在北京已經改了過來，漢字下面是比較地道的英文了。什麼時候改的？就是為了奧運會才改的。這個例子從一定意義上說明：大陸進入全球化絕不是愚蠢，大陸的愚蠢是制度化的愚蠢。不是說大陸所有人都是蠢蛋，而是由於沒有一種好的制度化的機制來使得那些更好的觀念、更好的文化或者語言表達成為日常通行的現實。沒有全球化，大陸類似的制度化的愚蠢很難改正，這方面我可以給你舉出100個例子。

當然，我並不否認在今天這樣的全球化中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都遇到了還要保留自己特點的問題，這的確不是一個假問題或僞問題。比如說，世界上有很多小的語種正在消失。再比如，我自己就有一種很深的體會：在全世界跑，買個紀念品是很麻煩的事情，你到一個地方後基本買不到這個地方最有特色的東西。還有，看電視節目、看什麼時裝表演，全世界都大同小異。正是出現了這些新現象，人們開始對全球化進行反思，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全球化與民族性的關係。

那麼，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怎麼保持自己的傳統？這是一個什麼問題呢？中國是佔全世界人口總量1/5多一點、1/4少一點的最大的人口群、種群，她怎麼可能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把自然的（傳統的）特點喪失掉呢？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我看來，很基本的一點是：只要大陸有很穩定的文化體制、政策——在教育、語言、電影、雕塑等所有廣義的文化藝術領域，允許大陸的公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能夠盡可能地表達各式各樣的、多姿多彩的東西——那這個中華文明怎麼可能會衰竭呢？要是你只是一個200萬、300萬人口的國家，你可能會擔憂，但是中華民族那麼多人啊，你的塊頭就在那兒，你怕什麼東西？但是，如果你一方面不給你自己的公民常規的（制度化的）發揮自己特點的機會，不給他們提供渠道、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你對外資也好、對外企也好，卻有特殊優待的政策，這當然會造成很多人對民族性喪失於全球化進程中的擔憂。讓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中國人為什麼不擔憂中餐會被人家擠掉呢？文化部不管中餐啊，中宣部也不管中餐啊，雖然有一部分中國人喜歡麥當勞，但是大部分中國人還是喜歡吃中餐的。中餐的例子告訴我們，在文化藝術領域裡之所以有一些中國人著急，是因為中國的文化體制、政策不讓個人進行自由創造或者給他們自由創造的機會太少了。

因此，我最主張的就是：保障公民創造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若能這樣做，你就會對任何的“化”都不在乎，因為你這麼多人呐，即使按照中國人的智商是世界人的平均值來說，中國人被取代的可能性、陷於消失的可能性就低，這是基本的道理。